半岛·体育中国官方网康熙皇帝驾崩：一代帝王的陨落与历史的回响

　　半岛·体育中国官方网康熙皇帝驾崩：一代帝王的陨落与历史的回响康熙六十一年（1722 年），六十九岁的康熙皇帝按照清廷的传统，前往南苑进行围猎活动。在行猎过程中，或许是因为当时正值初冬，季节变换，风里行走受了凉，康熙皇帝感觉到身体不适。于是，在十一月七日，他便从南苑返回了畅春园修养。

　　刚回畅春园时，康熙对外称只是偶感风寒，还发了一道谕旨，表示 “本日即透汗。自初十至十五日静养斋戒，一应奏章，不必启奏”，可见起初他并不愿承认自己得了重病，然而实际上病情可能已较为严重，甚至或许还有其他并发症，只是康熙自己未意识到或者不想声张。

　　此后，康熙的病情似乎一度有所好转，可到了十三日凌晨，情况急转直下，病情突然恶化。康熙赶忙命人急召当时正在天坛斋所的皇四子胤禛前来畅春园。这突如其来的病重，最终没能挽回，就在十三日戌刻（晚上十九时到二十一时），康熙皇帝驾崩于畅春园寝宫，结束了他长达六十一年的统治。而对于康熙皇帝这样相对突然的离世，也引发了后世诸多猜测，毕竟从最初称偶感风寒到驾崩，仅仅数日，令人不禁疑惑是否还有其他隐情。

　　康熙驾崩后，皇位传承给了四阿哥胤禛，也就是后来的雍正皇帝，然而这一过程却存在着诸多疑点，使得雍正继位的合法性饱受质疑。

　　据《清圣祖实录》等官方记载，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十三日凌晨一点到三点之间，病危的康熙皇帝以 “症候日增之故” 向在场的隆科多和诸位皇子宣布了传位遗诏，并下令召回在天坛斋所的皇四子胤禛。但胤禛直到上午九点多的 “巳刻” 才赶到畅春园清溪书屋，要知道从天坛到畅春园直线 公里左右，就算绕路也不过 20 公里，在如此紧急的情况下，胤禛却用了长达 8 个小时才 “闻召驰至”，这期间他究竟去做了什么，实在令人费解，也成了一大疑点。

　　另外，在康熙皇帝感到身体不适返回畅春园后，曾命令皇四子胤禛代替自己前往天坛祭天，当时胤禛以 “圣躬违和” 为由请求 “侍奉左右”，却未得到允许。而当康熙在 “病势日臻”、预感大限将至时，虽下达了 “召皇四子胤禛驰至” 的命令，可在胤禛赶到身边后，康熙只是告知病情，对皇位传承安排、身后之事等却并未向胤禛做出交代。并且从胤禛赶到畅春园的九点，到康熙皇帝驾崩的戌刻，这中间长达十多个小时里，胤禛多次进见，康熙却始终未当着他以及诸位皇子、隆科多等人的面直接宣布皇位传承安排，而是等到驾崩后由隆科多代为宣布，这一系列情况都显得不同寻常。

　　还有，关于当时在场见证传位的人员，雍正的说法也反复无常。起初提到康熙驾崩前夕，曾召见诸皇子和隆科多等人面降谕旨，将皇位传于自己，可后来又否认隆科多曾出现在康熙面降谕旨的场景中，直到雍正七年，才在《大义觉迷录》中详细说明当时在场的皇子都有谁。

　　民间更是流传着各种说法，有人认为康熙帝原本是想传位给十四皇子胤禵的，是四皇子胤禛篡改了康熙帝传位遗诏，将诏书中的 “传位十四子” 改成了 “传位于四子”，尽管从现存的康熙遗诏来看，其由满文和汉文两种文字书写，这种篡改说法很难成立，但当时之所以会有这样的传言，也侧面反映出人们对雍正继位一事的诸多疑问。而且，在一些记载中提到雍正曾在康熙临终前进献过一碗人参汤，之后康熙便驾崩了，这也使得雍正弑父夺位的猜测甚嚣尘上，虽然雍正对此予以辩驳，称是八阿哥胤禩的诬陷，但种种迹象交织在一起，让康熙传位给雍正这一过程蒙上了厚厚的疑云，至今都为后世所热议和探究。

　　康熙十二年（1673 年），康熙皇帝做出了一个重大决策 —— 下令撤藩，这一举措直接引发了吴三桂、耿精忠和尚可喜三藩的叛乱，战火瞬间燃遍南方多地，局势一度十分危急。吴三桂打出 “复明讨虏” 的旗号，杀掉云南巡抚朱国治起兵；耿精忠杀掉福建总督范承谟响应，自称大将军；尚可喜起初未反，但后来其子尚之信软禁他夺得权力后也参与了叛乱。

　　面对三藩之乱，康熙展现出了卓越的领导才能和智慧。在上，他采取分化瓦解的策略，先是在全国公布吴三桂的罪状，处死其在京之子，同时停撤尚、耿二藩，对他们在京的亲属采取宽容措施，以此来分化三藩之间的联合。并且，对于耿精忠、尚之信、等藩将，康熙始终进行招抚，称他们是 “无知被惑”，表示只要归降，既往不咎。

　　在军事方面，康熙制定了一套准确且周密的作战计划。一方面，派遣将士分赴常德、四川、荆州、安庆等地，阻截吴军，割断吴、耿之间的联系；另一方面，积极部署后方，将山东兖州、山西太原作为后方军队的集中点。叛乱发生后，吴军来势汹汹，迅速攻陷岳州、衡阳等地，耿精忠占据福建反清，陕西提督也在吴三桂引诱下于平凉反清，与进攻四川的吴将王屏藩互相呼应，数月间，陕、甘、川、湘、黔等省大多被吴军控制。但康熙不为所动，积极应对，命清军挺进岳州展开直接进攻，在慰勉失败后，进军平凉迫使其投降，导致王屏藩失去声援逃往汉中。同时，得知吴三桂 “谋结青海多尔济” 的企图后，康熙立即命张勇屯甘州防御，使青海与硕特各部 “归故巢”，至此清廷大体平定陕甘，吴三桂的阴谋彻底破产。

　　此后，局势逐渐向有利于清廷的方向发展，耿精忠于康熙十五年（1676 年）降清，福建得以收复；康熙十六年（1677 年），尚之信走投无路也选择降清；吴三桂在势力不断被削弱、众叛亲离的情况下，于康熙十七年（1678 年）在衡阳称帝，国号 “周”，然而也不过是困兽之斗，当年八月便气绝身亡。清军乘胜追击，于康熙十八年初先后攻占长沙、衡阳，康熙十九年（1680 年）正月，提督攻克成都，到了康熙二十年（1681 年）十月，清军在昆明城下大获全胜，吴三桂之孙吴世璠，余党被活捉后押送北京处以磔刑。至此，历经八年之久的三藩之乱被康熙成功平定，清朝在中原地区的统治得以巩固，也为后续进一步开疆拓土、发展经济等奠定了坚实基础。

　　郑成功从荷兰人手中收复后，本已重回祖国怀抱。但郑成功去世后，其子郑经取得的最高统治权，却沉迷歌舞、不理朝政，致使统治日益，郑氏集团内部矛盾也不断加剧。

　　康熙一直有心统一，起初尝试通过谈判的方式解决，自 1662 年起，与展开了长达十年的谈判，多次提出优厚条件，包括封赏郑家族为王爵、保证地方自治权以及给予经济上的优待等，展现出极大的诚意和耐心，然而郑经及其支持者坚持的独立地位，拒绝归属于清朝。

　　谈判无果后，康熙在经济上实施封锁策略，实行严格的海禁政策，禁止海上交通和贸易往来，划定无人区，禁止沿海居民捕鱼和贸易，切断与之间的经济联系，这一举措虽对沿海居民生活也造成影响，但更大程度上加剧了内部的经济困难和社会矛盾，削弱了郑氏政权的治理能力。

　　在经过充分准备后，康熙最终决定采取军事手段统一。公元 1681 年，郑经去世，郑氏内部矛盾进一步加剧，十二岁的郑克塽成为延平郡王，但实际权力被冯锡范、刘国轩掌握，此时福建总督姚启圣向康熙提出统一的时机已到，康熙遂任命擅长海战的施琅为福建水师提督，率兵进军。公元 1683 年 6 月 14 日，施琅带领战船三百艘、水师二万人，从铜山（今福建东山岛）出发进攻澎湖，22 日早上，与刘国轩率领的军队大战于澎湖，施琅大获全胜，郑军将士死伤及被俘共一万两千余人，上百只战舰被击沉，守将刘国轩逃回。消息传回后，郑氏集团震惊，郑克塽立刻召集众部将商量对策，群臣主张降清议和。7 月 15 日，郑克塽派刘国昌、冯锡圭送降书给施琅，施琅命吴启爵带郑氏降书和来使入京面见康熙，康熙帝同意议和。8 月 13 日，施琅进入，郑克塽率众部将剃发并换上清朝服饰，列队岸上迎接施琅，并上交印玺。

　　康熙收复后，在设置一府三县（府、县、凤山县、诸罗县），隶属于福建省，还设巡道一员，副将二员，驻兵八千，又在澎湖设副将一员，驻兵三千，以此加强清廷对的管辖，作为东南之保障，其重要的战略地位得以凸显，也使得国家的统一和领土完整得到进一步巩固。

　　清军入关后，沙俄趁清廷忙于国家统一和平定三藩之乱的时机，不断向黑龙江流域扩张，侵占了尼布楚（今俄罗斯涅尔琴斯克）和雅克萨等地，并构筑寨堡、设置工事，以此为据点，不断对黑龙江中下游地区进行骚扰和掠夺。

　　对于沙俄的侵略行径，康熙帝起初多次遣使进行交涉、警告，均未奏效，这使他认识到只有使用武力才能驱逐沙俄侵略军。于是，康熙在平定三藩之乱的第二年（1682 年），亲自赴关东东巡，了解黑龙江流域的情况，并采取了一系列准备措施：一是加强侦察和封锁，命副都统郎坦、彭春和萨布素率兵百余名，以捕鹿为名，渡黑龙江侦察雅克萨的地形、敌情，还派当地达斡尔、索伦族头人监视敌情变化，令蒙古车臣汗断绝与沙俄军贸易，封锁侵略者；二是令萨布素率部在瑷珲筑城永戍，并和家属一同进行屯垦；三是在瑷珲至吉林途中，共设驿站 19 个；四是加紧造船，保证军粮由松花江、黑龙江及时运抵前线 年）九月，清军派人勒令雅克萨等地的沙俄侵略军迅速撤离，但俄军头目不予理睬，反而派人窜至瑷珲抢掠，萨布素将其击败，并将黑龙江下游沙俄侵略军建立的据点全部焚毁，使雅克萨成为一座孤城。

　　清康熙二十四年至二十七年（1685 年 —1688 年），清军为收复领土雅克萨，对入侵的俄军展开了两次围歼战，这便是著名的雅克萨之战，也是中国对俄的第一次自卫反击战。第一次雅克萨战斗，清军的兵力主要是萨布素率领的宁古塔 1500 人，再加上盛京兵 500 人，增调的藤牌兵 500 人，共计 2500 人左右，在 “神威无敌大将军” 铜炮的配合下，对雅克萨的俄军发起进攻，取得了显著战果，俄军投降并撤离雅克萨。然而，清军撤离后，沙俄侵略者又卷土重来，再次盘踞雅克萨。于是，清军不得不发起第二次雅克萨之战，这一次康熙下定决心要彻底解决沙俄问题，进一步加强了兵力部署，对雅克萨进行了长期围困，让沙俄侵略者陷入绝境。

　　最终，沙俄求和，康熙接受了沙俄使臣的求和请求，随后双方签订了《尼布楚和约》，从法律上划定了中俄东部边境线，明确了两国的领土范围，在此后的一个半世纪里，中俄两国基本保持和平，康熙此举成功捍卫了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保障了东北地区边境的安宁。

　　噶尔丹先是出兵消灭了自己的老岳父、移居青海的和硕特部的鄂齐尔图车臣汗，自称 “博硕克图汗”，威胁厄鲁特蒙古其他部奉他命令行事。之后，他又利用喀尔喀蒙古左右翼间的矛盾，企图引诱喀尔喀蒙古右翼归降他，同时勾结沙俄侵略者，欲消灭左翼，实现侵占喀尔喀蒙古的野心。康熙二十五年（1686 年），康熙曾派理藩院尚书阿喇尼等，并邀请使臣噶尔丹西勒图，到喀尔喀主持会盟，希望各方和睦相处，但噶尔丹蓄意破坏会盟，于次年借口会盟中的一些矛盾，率 3 万大军控制札萨克图汗部，唆使沙啦进攻土谢图汗，并命令自己的弟弟多尔济札卜领兵掠夺右翼人畜，气愤的土谢图汗贸然出兵击杀沙喇和多尔济札卜，噶尔丹以此为口实，大举进攻喀尔喀左翼，在特木尔大败土谢图汗，直逼库伦，与此同时，沙俄与噶尔丹遥相呼应，从乌丁斯克出兵。

　　面对噶尔丹的嚣张气焰和侵略行径，康熙决定出兵征讨。一征噶尔丹发生在康熙二十九年（1690 年）五月，噶尔丹借口讨伐喀尔蒙古，率 2 万多人马，沿索约尔济河南下，攻入内蒙古乌珠穆沁境内，烧杀抢掠。康熙派理藩院尚书阿喇尼、兵部尚书纪尔他布领各部蒙古兵驻守洮儿河上游，跟踪侦察、奏报，待镶蓝旗满洲都统额赫纳、科尔沁达尔汉亲王班第、盛京乌喇满洲军队到达时，再同时进攻，然而阿喇尼因愤慨噶尔丹的杀掠行径，违抗旨令贸然出战，结果失败，只好退守鄂尔折伊图以待援兵。但康熙并未气馁，调整战略部署，准备将噶尔丹引进来后围而歼之。

　　此后，康熙又两次亲征噶尔丹。在第二次亲征时，清军重创噶尔丹的军队，使其势力大减，但噶尔丹仍拒不投降。到了康熙三十六年（1697 年）二月，康熙鉴于噶尔丹拒不投降的顽固态度，再次下诏亲征。此时的噶尔丹已众叛亲离，走投无路，最终服毒而死，至此康熙时期平定噶尔丹叛乱之战宣告结束，喀尔喀地区重新统一于清朝。

　　噶尔丹死后，其侄子策妄阿拉布坦成为准噶尔部的统治者，后来又滋长了割据的野心，在沙俄支持下，不断袭击清军据守的科布多、巴里坤（今新疆巴里坤）、哈密等军事重镇，并派兵侵入，进行叛乱活动，康熙及时派兵进藏协同藏军进行围剿，才将其叛乱势力赶出。

　　康熙三征噶尔丹，巩固了清朝在北方边境的统治，稳定了边疆局势，打击了沙皇企图利用蒙古势力侵略中国的野心，对于维护国家的统一和领土完整，以及多民族国家的稳定发展，都有着深远的历史意义。

　　在他亲政不久，便着手废除了满洲贵族 “圈地” 的弊政。清朝入关后，曾施行圈地令，大量有主与无主地被满人圈占，统称 “官庄”，致使众多农民弃家逃亡，或沦为奴仆，也因此加剧。康熙深知这一政策对百姓生活造成的恶劣影响，通过明令废止，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社会矛盾，让许多农民得以重新安定下来，从事正常的生产生活。

　　同时，康熙多次减免全国赋税，以减轻百姓的经济压力。在他的治理下，根据不同地区的实际情况以及国家整体的发展形势，适时地对赋税进行调整，让百姓在经历战乱后能有更多的余力去恢复生产、改善生活。

　　尤其值得称道的是，康熙五十一年（1712 年），当时国库已较为充实，康熙做出了一项意义深远的规定 ——“盛世滋生人口，永不加赋”。即明确以现有人口为基准，以后增加的人口都不再增加人头税。这一举措极大地鼓励了人口的增长，因为百姓不再因担心新增人口会带来更多赋税压力而有所顾虑。而且，这一政策与后来雍正实行的 “摊丁入亩” 相互配合，对中国人口的猛增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使得清朝人口数量在一段时期内出现了大幅度的攀升，为国家后续的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基础，也让社会经济逐步走上了稳定发展的道路。

　　在律法方面，康熙钦定了《大清律》，这部法典条目繁多、刑例完备，可以说是集中国历代律法之大成。它草创始于顺治三年五月，以《大明律》为基础，经过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的不断修订后才最终定型。《大清律》涵盖了诸多方面的内容，确定了如五刑、十恶、八议等重要制度和罪名，同时也规定了官吏犯罪分公罪和私罪、犯罪分故意和过失、共同犯罪区别首从、数罪并发一般只科重罪等一系列定罪量刑的基本原则，为当时的司法审判提供了详细且全面的依据，对于维护社会秩序、巩固统治起到了关键作用。

　　而在科举制度上，除了常规的八股取士之外，康熙增设了博学鸿儒科。这一科目采用考试与举荐相结合的方式来招揽人才，有着特殊的历史背景和重要意义。当时，清朝面临着满汉矛盾等诸多问题，尤其是在三藩之乱爆发后，康熙越发意识到争取汉族各方人才、收拢士子之心对于稳固统治的重要性。博学鸿儒科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应运而生，它主要是为了网罗奇才硕彦、笼络汉族士子，借此消弭遗民士子对清廷的敌对情绪，进而确立满清王朝统治的合法性与正当性。康熙十八年的那次博学鸿儒科考试，录取了一等彭孙遹等 20 人，二等李来泰等 30 人，这些录取的鸿儒们被一律安排入翰林院，授予侍读、侍讲、编修、检讨等官职，他们在理学、事功、经史、文学等各领域都有所建树，并且大都在一定时期对清朝的、学术以及文学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例如参与编修《明史》、充任乡试和会试的考官等，为清朝的学术进步贡献了力量。

　　此外，为了增加国库收入，康熙还颁布了捐纳制度，规定凡地主士绅子弟，只要缴纳一定的 “捐钱”，便可得到较低等的官职。捐纳制度一直延续到清末，虽然这一制度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朝廷在特殊时期面临的财政压力，但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了诸如吏治等诸多弊端，不过它也确实成为了科举制的一种补充，丰富了当时人才选拔的途径。

　　例如《康熙字典》，这部字典是康熙四十九年（公元 1710 年）由康熙向大学士陈廷敬提出编修设想后开始着手编撰的。康熙认为明代编撰的《字汇》和《正字通》存在不足之处，应当打造一部能博采众家之长，更全面、准确且能反映当时时代特点的新字书。它的问世，为后人查阅、学习汉字提供了重要的权威依据，成为汉语言文字领域的经典之作。

　　还有《古今图书集成》，这部大型类书内容涵盖广泛，涉及天文地理、人伦规范、文史哲学、自然艺术等各个方面，将众多的文献资料进行了系统的整理和汇编，犹如一座文化宝库，方便了当时及后世学者对各类知识的检索与研究，对文化的传承与传播意义非凡。

　　此外，像《历象考成》《数理精蕴》《康熙皇舆全览图》等书籍和地图也都是在康熙的组织下完成的。《历象考成》《数理精蕴》与《律吕正义》总称《律历渊源》，是我国科技史上具有重要研究价值的天文、数学和乐理大型百科全书，对推动相关学科的发展有着积极影响。而《康熙皇舆全览图》则是运用当时最先进的经纬图法、三角测量法、梯形投影技术等在全国大规模实地测量后绘制成的，其成果不仅让当时的人们对国家的疆域地理有了更清晰准确的认识，还被英国李约瑟称赞为当时亚洲所有地图中最好的一幅，甚至比当时的所有欧洲地图都要好、更精确。

　　这些书籍的编撰出版，彰显了康熙对文化建设的重视，也从侧面反映出当时文化发展的繁荣景象，为中华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发展贡献了重要力量。

　　在天文学方面，康熙早年亲身经历过 “历法之争”，在见识到西方历法的先进性后，主动学习。他命南怀仁等制作了浑天仪，这一仪器采用中国传统浑天仪的表现形式，但在刻度和设计原理上却运用了西方法度及 5 世纪托勒密的地心说，是中西科技融合的典型代表，对清宫再度应用西洋历法以及改进中国测天仪器等都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同时，康熙还让内务府造办处协同传教士制作了地球仪，球面的图像、刻度及相关文字叙述大体沿用利玛窦的绘制方法，巩固了 “地圆说” 理论在中国的认知，也反映出当时中国对世界地理的认识水平。

　　数学领域中，康熙更是痴迷，甚至还亲自撰写了《御制三角形推算》这样专业的数学论文。他命人用满文翻译《几何原本》，时常与传教士探讨其中的数学问题，认真学习西方传教士带来的各种数学器具，比如铜镀金盘式手摇计算机、纸筹式计算机等，这些器具多是当时欧洲前沿科技的仿制品，功能强大，至今仍完好保存在故宫博物院，从中足以看出康熙对数学学习的用心程度。

　　在与西方学者的交流互动上，康熙邀请了诸如南怀仁、白晋、张诚等众多西方传教士进入宫廷，让他们系统地讲授西方科学知识。传教士们每日轮班进宫，从《几何原本》开始，一点点为康熙打开西学的大门，康熙认真听讲、反复练习、亲手绘图，遇到不懂之处立即提问，展现出强烈的求知欲。而且，康熙还将所学知识用于实践，例如主持天文测量，组织传教士和中国学者采用西法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大地测量等活动。

　　虽然康熙热爱西方知识却未在全国推广，有着复杂的历史背景等因素半岛·体育中国官方网，但不可否认的是，他的这种热衷与探索在宫廷范围内营造了中西文化交流的良好氛围，对当时的文化发展产生了独特的影响。

　　在军事领域，康熙开疆拓土，维护国家统一，功绩斐然。他先是力排众议，果断下令撤藩，历经八年平定了 “三藩之乱”，消除了南方的重大割据隐患，巩固了清朝在中原地区的统治；随后，通过谈判与军事手段相结合，成功收复宝岛，设置府县，加强管辖，让重回祖国怀抱，凸显了其重要战略地位；面对沙俄的侵略，康熙两次发起雅克萨之战，取得大捷后签订《尼布楚和约》，捍卫了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保障了东北地区边境的安宁；此外，为应对噶尔丹妄图统一蒙古诸部、威胁清朝边境安宁的野心，康熙三次亲征噶尔丹，最终迫使其服毒自尽，稳定了边疆局势，打击了沙皇企图利用蒙古势力侵略中国的野心，巩固了清朝在北方边境的统治。

　　国内政策方面，康熙重视民生，亲政后废除满洲贵族 “圈地” 的弊政，让众多农民得以安定生活。他多次减免全国赋税，还在康熙五十一年规定 “盛世滋生人口，永不加赋”，与雍正实行的 “摊丁入亩” 相互配合，极大推动了中国人口的增长，为国家发展提供了充足劳动力，使社会经济逐步走上健康发展道路。律法和科举制度上，康熙钦定《大清律》，完善律法体系；增设博学鸿儒科，采用考试与举荐相结合的方式招揽人才，消弭遗民士子对清廷的敌对情绪；颁布捐纳制度，缓解朝廷财政压力的同时，也丰富了人才选拔途径。

　　文化发展上，康熙同样贡献卓著。他组织编辑与出版了《康熙字典》《古今图书集成》《历象考成》《数理精蕴》《康熙皇舆全览图》等众多极具影响力的书籍，为文化传承、学术发展以及人们对国家疆域地理的认识等都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彰显了他对文化建设的高度重视。

　　总之，康熙皇帝在军事、国内政策、文化等多方面的积极作为，为清朝的繁荣昌盛奠定了坚实基础，其成就对当时的国家和社会产生了深远且积极的影响。

　　在对外政策上，康熙早年曾一度开海禁，这一举措本利于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以及对外交流，然而到了晚年，他却重新实行 “禁海” 政策，限制私人贸易，原则上只禁外输，不禁内流，主要禁止与南洋（东南亚一带）的往来。这一转变虽然有出于政权稳定、地方控制以及经济利益等多方面的考虑，比如防止沿海地方势力崛起、避免海盗内外勾结等，但客观上还是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中国与外界的交流受限，缺乏与外界的沟通互动，中国的科技和文化发展也受到了相应影响，甚至被认为走上了闭关锁国的道路。

　　思想文化方面，清代的 “” 始于康熙时代，虽然最热衷于此的是他的孙子乾隆皇帝，但康熙时期也出现了一些相关案件。例如，因庄廷鑨私自召集文人编辑《明史》，书中存在被认为攻击清朝统治者的语句以及使用南明年号等情况，引发了 “明史案”，众多相关人员被严厉惩处，株连甚广；还有戴名世因在其文集里对南明政权表示同情、使用南明永历帝年号等问题，被康熙下令打入大牢并判死刑，牵连亲友及刻印文集之人达三百多。这些案件，完全是由写文章引起，一定程度上压制了思想文化的正常发展，造成了社会的恐慌氛围。

　　在皇位传承问题上，康熙晚年由于在立储一事上优柔寡断，没有明确确立太子人选，致使诸子联结朝臣争位，朝堂之上形成了多个派别，各方势力明争暗斗，朝政一度陷入混乱局面，严重影响了朝廷的正常运转和国家的稳定发展。

　　而且从政策创新角度来看，康熙的诸多国内政策虽促进了国家繁荣，但其大多是沿用前人做法，缺乏创新，“康熙之治” 的出现更多是得益于王朝第二代帝王所处的有利位置，具有战后恢复性发展的性质。同时，康熙本人虽热爱数学、自然科学以及西方技术，与西方学者交流互动，却未将这些知识向全国大力推广，使得中国失去了大规模接受西方文明、实现进一步发展变革的良好机会。

　　这些争议之处，也成为后世在评价康熙皇帝时会着重考量的方面，让人们认识到他虽有着卓越成就，但也并非完美无缺。